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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 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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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坚壳里的记忆  

2011-11-10 21:45:19|  分类: 2011-12 散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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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浮光随日度,漾影逐波深。”人在尘世,走得仓皇。从生的一端走来,向死的一端走去,其中阳光云影交错,万物熙熙攘攘,人生路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酸甜苦辣,总有许多况味。每一天,每一时,许多已作云影飘散在子虚乌有的岁月里,沉淀下来的,是星星点点,金子一般的重,在心底。这些如金一般的铭记,有的常常被翻动,像一件引以为荣的旧军装,或者绸袍,有意无意在人前人后晒一晒,扬一扬;有的悄悄存于心底某柔软处,孤独时,夜阑人静时,掏出来,摸一摸,想一想,又放回去,不与人分享;有的像悬挂在树枝上的坚果,里面的仁为坚硬的核包裹着,风吹,日晒,雨淋,霜压,直到某一天,轻风吹拂,坚果落下,“啪——轱辘辘”,砸在地上,果核碎裂,果仁露出,撒了一地。

 松渠,一个既熟稔又陌生的村落,这天的采风之风,拂动了三十前我在此地教书的记忆。啪地一声,树枝上的坚果掉落,果仁轱辘转,香味弥漫。

乡镇一级行政区域“撤扩并”前,松渠是瀑云乡政府所在地,再之前,称公社。从城里出来的53省道经过这里,往闽西北而去,交通十分便利。在松渠村朝南方向的那些层峦叠嶂里,有一个叫岙头的小村落,隶属瀑云公社。文革前,我的父母下放在那里,自然,我也是那里的人了。高中毕业我十八岁,便一人卷起铺盖从城里去了那个村落,默默地,谁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,没有欢送和红花,其情形比知青下乡还要孤单和凄凉。

那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,公社置办了一个“五七”高中,起初只一个班级,直属公社,纯民办,招收一些升不了正规高中读书的孩子(当时没有中考)。三个老师,四五十个学生,校舍是公社闲置的房子,二三十张双人课桌凳,一块黑板,几盒粉笔,一只黑板擦,一只上下课用的金属哨子,由不上课的老师吹响,

坚壳里的记忆 - 随风剑 - 随 园

 还一个为老师学生蒸饭的婆婆(年纪不大,可大家都这么叫她)。像古代的私塾,非常的丑陋。三个教师都是公社范围内调剂来的,两个老教师,虽然没有教过高中(可能解放初期普师毕业),但教学经验丰富。一个便是高中刚毕业的我。

第一年,“五七”高中校舍放在临村的灌田,那里有一幢新盖的土木房子,没有隔断,是安置知青的,却一直闲置着。第二年,“五七”高中又扩招了一个班级,增加了一名英语教师,是下放公社的知青。因此,原来的校舍不够用了,便搬到松渠村一幢民国时候的乡公所里。两层土木小楼房,中间一个大天井,天井前后是前庭和上堂,两侧是房间。教室和公共活动场所安置在一楼。二楼是师生寝室,全是木质的楼板和隔山。男女生打地铺,各占两间。老师每人一个小间,睡觉、烧菜、备课批作业都在那个捉襟见肘的空间里。整个楼层已经老化,楼板松动,门板见逢,一人走过,或者说话,全楼层都能听见,没有秘密可言。

如此的办学条件和师资,在当下,是不可想象的,荒唐的。教学没仪器,没有参考书,只一本省编教材,任课老师和学生人手一本。教与学,就这么瞎折腾开了。老师先学,先做每一章节后面的练习题,雅称备课,然后贩给学生,现买现卖。这般艰难地、顽固地、稀里糊涂地竟然支撑了下来,教出两个毕业班。

本人去“五七”高中,得说及一个人,公社分管教育的副书记王庆华。松渠村人,瘦小个子,为人随和。置办高中班时,语数老师容易落实,由两个老教师担任。教理化的老师,却一时落实不了。我接到王副书记通知我去“五七”高中教书,已经是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在他办公室里,我有点激动,有点胆怯,有点犹豫不决。虽然小小年纪,却也朦胧知道,自己今后人生路的权柄攥在他的手上。他见我犹豫,便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大声说,全公社都翻遍了,“咸蛋数过瓮”一样,去得去,不去也得去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写文章。不会教,学嘛。教错了,改嘛。当时,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应允下来的。害怕是肯定的,推诿也是肯定的。不过,教书比在田里干活轻松也是肯定的,不敢得罪王副书记也是肯定的。

对我而言,在“五七”高中,与其说是教书,不如说是读书。头次上讲台,课前准备得很充分,但生疏、慌张和兴奋依然强烈相伴。第一节课是物理,课前我几乎能将第一章的光学内容全部背下来,这比下面听课的学生,多少占了一点先学的优势。几堂课之后,自我感觉渐渐好起来。后来,一个学生跟我说,物理太难了,我们像鸭子听铃,不懂。这话,令我努力培育起来的一点自信花蕾,一下子蔫了。化学课是从初中的无机化学开始教的,学生们都说读初中时没有化学老师,没学过。因此,从常用化学元素符号、分子式开始补习,简简单单多,教得轻松,学得也轻松。当时正值高考恢复,除了教理化,我还自习语数。到了第二个学期,“五七”高中的师生,无论是哪门功课,有不能解答的疑难,都来问我了。当然,那两位语数老师的问法比较微妙。学生们问语数时,也都在任课老师不在的时候。

当时我的年龄与学生的年龄相仿,他们有比我小两三岁,也有比我大两三岁。由于没有年龄上的障碍,教学上也就没有顾虑。大家都是孩子,没有什么难为情的事,能解答的问题当场解答,解答不了的就说,星期天回城里,请教自己的老师去。因此,这里还得说到我的英语老师李臻。人们都称他怪人,独居,听说有老婆,但我从没见过。他的身体似乎反季节,夏天穿毛衣,冬天穿衬衫。语数、理化、英语、绘画、书法、乐器样样都会(至于哪种程度,我也不知,反正没有哪门课的问题难倒他),即便体育,他也会几下有板有眼的太极拳。李老师脾气很好,每次请教他数理化,都会热情解答。我读高中时,他教我英语,我教书时,他与我同教物理。有了这样一位老师,在“五七”高中的两年时间,心中便有了底气。

不过,对于这段往事,我终是将言而囁嚅。如脚下阳光无力覆盖的枯叶,脚步一当走进其锐利的阴影,我的影子便会软弱地跌落在枯叶之上,变得混沌起来,汗颜起来。这或许是我一直将其像坚果一样包裹着的原因吧。若放置今天,该是谐谑、反讽或搞笑吧。公社的王副书记跟我说的两句话,至今依然记得,一句是“边学边教”。一句是“教错了怕什么,改了就是好同志”。对于前一句,我照做了,别无选择。对于后一句,我却不敢有错,即便那时年少,面对讲台下面一张张幼稚和渴望的脸,我没有不懂装懂的勇气,没有信口雌黄的良心。由于资历和水平的严重缺陷,事情不可能完美,但努力认真去做,一丝不苟,这个企图却牢牢深植我的心底。直至今天,我依然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这种现象,做好工作,不可出错,似乎是一种本能,反之,必须是刻意的破坏,即便那是一件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,也是如此。现在,这个班级的大部分学生已经走出农村,从政的,教书的,行医的,经商的,都是社会的良材。多年来,我与他们时有交往。起初,他们叫我老师,我拒绝了,心理上有难以承受之重。口头上说,自己已不再教书,老师是不能叫了,现在,大家都是朋友,应该以朋友相称才是。因此,大家都叫我老大,这一称呼,在那个圈子里,我默认了。

至今,对于松渠村来说,我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。瀑云“五七”高中,不过是时代褶皱里的一粒尘埃,稍纵即逝,微不足道。本人在松渠村,在“五七”高中这么走一遭,不过是人生的一个佐证,没有值得炫耀之处。当生命在终结之时再回首往事,那个所成为的自己,不再是凭空的成为,所走向的归途,有了确凿的来路。有时,与几位昔日的学生,今日的朋友聚会,大家提起这段历史,或调侃,或诚恳,我的心都会经受温和的切割。当他们坦承地说道,如果没有“五七”高中的两年,知识的链条就不能延续,就不可能进入后来的高复班学习。对于这一点,他们说“五七”高中功不可没。听了这话,我的心又会温暖起来。一个人,只要做了一点于他人有用的事,一点无愧于良心的事,即使做得不够完美,甚至粗糙而有瑕疵,但他人还是铭记的,感激的,尊重的。有了这一点,我想,就够了,就快慰了。

(八都采风之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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